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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依旧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日志

 
 
关于我

我从秋色迷离中一路走来 偶尔踏入缤纷绚丽的网海 这是生命中一抹美丽的色彩 春天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尽情地徜徉在我的花海里 珍惜人生和我不渝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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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三)  

2014-07-15 11:20:47|  分类: 过往岁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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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葱岁月

                           之(三)腥风血雨


 就在我初中即将毕业的前几个月,报纸上大篇幅地刊登了大量关于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文章,一场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学校里不再上文化课,让学生用所有的的时间来学习报纸上的文章,开展各种形式的讨论。当时我们这些天真幼稚的中学生对形势很不了解,也不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到底要搞多久,会不会影响毕业考试和升学,有的同学还单纯地以为报纸上的这些东西会成为毕业考试的内容,所以还收集了不少资料。然而我们都想错了。

 在我父亲工作的那个不大的厂里,他是唯一的解放前的重点大学毕业生。来到贵阳后,在工作上厂里领导十分重用他,生活上也一直得到关心和照顾。父亲为人正派、风趣幽默,厂里的财务工作做得很不错,他也多年被评为贵阳市轻工系统的财务先进工作者。可是由于他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文革一开始,厂里奉行上面的旨意把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典型“揪”了出来,说他和科室里两个平时比较谈得来的同事是“三家村”集团,还有人把他们平时开玩笑说的一些话,断章取义地加工,说成是反动言论,污蔑党、污蔑领袖。那另外两个所谓“三家村”的成员也被动员起来“反戈一击”,揭发我父亲。有人还把迁厂时按照政策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烧毁一部份帐册的事,说成是我父亲这个财务科长因为自己有经济问题而擅自烧帐,破坏厂里的财务管理,从而隐匿自己的罪行。

 解放前夕,我的爷爷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当时我父亲大学刚毕业,于是爷爷就让父亲在饭店里帮助管理了三个月,挂了个“协理”的头衔。这件事被说成是父亲亲自参与了剥削,这样一来,父亲就不只是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本人也是资本家,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已分子。

 父亲在大学时,曾经和学校里的进步组织比较接近,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是共产党员,这个同学解放后成为江南某省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父亲帮助过他工作,曾经在爷爷开的东方饭店里召开过共产党的会议以至被国民党包围搜捕过(在电视剧《开国大典》里有这么一个镜头)。后来因为爷爷胆小,不允许父亲再参与这种活动,以后父亲就没有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这件事被怀疑成父亲是特务或者叛徒,出卖了共产党的同志,有意暴露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此时,阶级斗争的白色恐怖在学校和我的家里浓浓地笼罩着,让我们一家人透不过气来。一天早晨,母亲先步行去上班了,留下骑车上班的父亲正要送妹妹上幼儿园,我也准备去学校。这时,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出现了,他们勒令父亲立即准备行李用品,并强行带走了他,剩下我和妹妹呆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从此父亲一去就没有再回家,一直在厂里被关了九九八十一天。这段时间里,他受到大会小会的批斗,多次戴高帽子游街。

 有一次,母亲因为要在厂里参加劳动,让我去给父亲送一点吃的东西,到厂里后,造反派不让我见父亲,呵斥着让我把东西放在那里让他们检查。我看见父亲被关的房门上贴满了白纸写的“打倒...”,还挂着一把硕大的铁锁,这把硕大的铁锁把我和我的父亲隔开了,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事后听说父亲知道我来过后很伤心地哭泣了很久,因为我是父亲心中最疼爱的女儿啊!

 由于父亲的问题,母亲也受到株连,在大小会上作检查,上纲上线,并把她下放到劳动强度较大的车间里进行劳动改造。厂里的红卫兵多次找母亲,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和父亲离婚。母亲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也是一个在大事面前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大难临头之时始终没有退却。当父亲被大会批斗和毒打后,母亲在造反派鄙视的目光下,咬咬牙,抹去眼泪,给父亲打水送饭,送去吃的东西。回到家里,还要照顾我和妹妹的生活。母亲忍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非人的侮辱和歧视,苦苦地支撑着我们这个家。

 当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曾有多少人羡慕他们的夫荣妻贵,可是谁知母亲这一生却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和痛苦。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家庭不计其数,可是母亲却始终和父亲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走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走的路。母亲对待生活、爱情的态度,永远是我和妹妹学习的楷模。多年以后,亲戚们说起文革中这一段经历时,都很感慨地说,是母亲挽救了父亲的生命,才使我们一家有了今天。

 父亲被抓,我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家庭遭受如此大难之际,刚满16岁的我如同惊弓之鸟,十分恐慌,惶惶不可终日。走到街上,满眼看到的都是“革命造反有理”、“红色恐怖万岁”之类的口号和标语,到处都是红卫兵抄家、搞打砸抢、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多少文物被作为四旧砸烂焚烧,无数的“牛鬼蛇神”被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游街示众,大有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下午,当我徘徊在充满着红色恐怖的街头,满街不堪入目的景象使我预感着会有什么发生。于是我“请”了领袖像,并买来一些红纸,写了许多条领袖语录,贴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我把家里的相册中认为可能有“四旧”嫌疑的照片找出来烧掉,将一些《红楼梦》之类的“黄色书籍”收了起来。最不好处理的就是爷爷曾经当作宝贝交给我们的那本家谱,那是爷爷多年的心血,我一向将其视若珍宝,我实在舍不得,也不知该怎样处理。但是这本“家谱”如果留下来,被发现了那可就是变天帐,是父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足可以置我们一家于死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经过再三考虑,为了免除全家的灾难,最后我只好忍痛将它一页一页地撕掉丢进了粪池。

 父母亲离开上海时,把他们所有贵重的衣物首饰都留在了那里,希望有一天回去时能用,现在已经肯定不会存在丝毫了。贵阳家里唯一值钱的一个小首饰盒,有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的一些首饰和纪念品,平时胆小柔弱的我,居然胆大包天冒险放在了书包里,带在了自己的身边!居然怀揣着它在学校的操场上参加过牛鬼蛇神的批斗会!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就在那天晚上,红卫兵们来抄了我们的家。可是在我们家里一无所获,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抄家后,他们在我家门上贴上了用白纸写的“捣毁黑窝”的标语。有了这样的“护身符”,这个家从此成了众人可以践踏的对象,我也没有脸面再让我的同学到家里来。造反派及其子女们尽可以用不齿的眼光鄙视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们,就连送煤的都不给我们家送。坚强的母亲买了扁担箩筐,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我自己挑煤上楼。

 文革前,父亲和母亲两人的工资收入在当时来说虽然不算低,可是要负担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包括爷爷那个小家庭三口人的衣食住行,也是比较拮据的。父亲出事后,厂里只发他的生活费每月15元,母亲一人的工资再也无法承担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只好简单地给上海的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出了事,以后只能每月减少给上海家里的生活费。要他们以后也不要再写信来了。这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在那样的年代里,家信也难保不被偷拆啊,万一有一点什么把柄被抓住,又将会是一埸灾难。远在上海的亲人们收到这样的信,非常吃惊和恐慌,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又不敢写信来询问,只能暗暗地祈祷远在异乡的我们四口人平安无事,度过难关。

 家里的事很快传到了学校。此时学校也正在大肆宣扬“血统论”,在这场文革当中,不少以前在学校不守纪律、读书成绩差,在班上不被老师重视的同学成了主力军和急先锋。他们大都有着过硬的家庭出身,理所当然地参加了红卫兵,他们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破四旧、抄家、砸烂这个他们不喜欢的旧世界!他们以贴老师的大字报为乐事,在批斗老师的大会小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控诉老师以前如何打击他们、压制他们、迫害他们,重视我们这一类的资产阶级子女,培养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苗子。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过去的历史颠倒过来,从此可以不用再学文化课了,老师不能再用学习来压制他们了,他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是何等快活的事啊!他们叫喊着,要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要把资产阶级及其子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对老师的批斗会上,他们猛揪老师的头发,狠拽老师的胳膊,做出各种侮辱老师的行为,让我们这些从小信奉师道尊严的黑狗崽子们不寒而栗。

 学校一位女的教导主任,从来对学生十分关爱,却被扣上“用资产阶级母爱腐蚀拉拢学生”的帽子,受到批斗和毒打。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被造反派勒令和学生一起参加学校的建校劳动,以此作为惩罚。他们在劳动中遭到一些学生的有意刁难,有人故意找一些大个子的男生,和年老的女教师一起抬土,把老师整治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事例枚不胜举。在我们的班上,红卫兵们曾经挥动着皮带,让“黑五类的狗崽子们”站成一排,要我们逐个表态,怎样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并警告我们说,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当时贵阳和全国一样,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在两派斗争中,我所在学校革委会是站在保皇派的一边的。校革委会对学生进行了种种控制,不许学生和外界接触,以改变自己在两派斗争中的观点。说实在的,虽然我不太喜欢过问政治,但是我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在政治上也是有一定的见解的。只是尽管看到了一些问题,而在那样的环境下却是自顾不遐,又怎么有能力来考虑这些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呢?

 两派斗争持续了一段时间,大串连开始了。有许多北京和外地的学生来到贵阳,到学校煽风点火,搞革命大串连。学校也组织了红卫兵一批批地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以及到全国各地去进行串连。去北京的同学都感到无尚的光荣,激动无比。彬虽然不是班上的红卫兵头头,因为出身好,也是第一批去的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检阅。

 直到深秋时节,红卫兵都分批外出串连走完了,学校才组织剩余的学生出去,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能够出去都有点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出发前一天,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意外地发现关了三个多月的父亲被放了回来,不过每天还是要去向造反派汇报思想,不准乱说乱动。我看到父亲有了很多的变化,神色呆滞,最明显的是他的额头有一个不小的疤。后来才知道,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父亲博学多才,思想敏锐,可是比起坚强的母亲来,父亲又有着软弱的一面,这大约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吧。

 在外地,我们这群“黑狗崽子”们不敢乱走,开始时一直老老实实地到外地的学校和街头看大字报,学习和了解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有一些同学分别离开了,三三两两单独行动,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老实的女孩子才也开始四处看看、走走。我和十几个女同学到了武汉、北京、成都等地,也得到了领袖的接见。

 那是领袖第六次接见吧。戒严时我们刚好到北京,被通知不许进入北京城,住在了郊区长辛店。能得到领袖的接见我们受宠若惊。时值严冬,接见前一天晚上,是个月黑风清之夜,天气寒冷彻骨,学生们在街上整整站了一夜,又冻又饿,可是却仍然十分激动。第二天在广场上,我和我的同学们尽管排在最后连什么也没看清楚,还是非常兴奋地又喊又叫。从北京又到了成都,因天气太冷,带的钱也用完了,一个多月后就回到了贵阳。毕竟那时我们还只是第一次离开家的16岁的孩子。 那时学校里已经没什么人了,也不再集中学习,呈现一种瘫痪状态,就这样没人管的学生们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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